中国艺坛上，书画皆有建树之人并不多见，书画诗三大才艺集于一身且均有成就者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全才荷生刘波算是一个。可近日捧读荷生新著《十里钟声》，却发现他的评论文章更是令人击节赞叹：不仅析理钩深致远、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而且论说洞古鉴今、纵横捭阖、吞吐抑扬，如果不是把几千年厚重的史书读薄成一张纸，断断形不成如此神妙之功。

　　刘波说事，无论论古抑或道今，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绝非人云亦云。比如他在《<中庸>弁言》一文中对“中庸”的思辨，就极富新意。中庸之核心要义是什么？《中庸》开篇就明确指出：“中者，不偏不倚……庸，平常也。”一般人往往会将“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平平常常，甚至还有人将“中庸”曲解为骑墙式的折中调和。可刘波认为，“中庸”不是指中间，更不是喻骑墙，而是寓恰当，就像称量物重的秤砣，杆秤平衡时，秤砣不一定是在杆秤最中间的位置，而是一定是在最恰当的位置。在刘波看来，整个一部《中庸》就是一部方法论，它告诉人们，一事临前，总要首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然后再决定采用哪种解决手段为恰当。“中庸”是一种行事的最高艺术，而绝非平常甚或平庸。他还连用三个反问：一个人能做到“平常”谈何容易？生命能“常”吗？幸福感能“常”吗？“众皆竟进以贪婪兮”的心灵能“平”吗？接着刘波以“中庸”之法点醒今人：遗憾的是，世间多少父母并不知晓中庸真谛，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聪明过人”，希望他们“不平常”，希望他们走极端：“好极了”、“棒极了”、“突出极了”。如果我们能稍微参究一下《中庸》的智慧，我们还会作如是想吗？读到这里，人们对“中庸”认识的疑云，恐怕早就消散殆尽、荡然无存了。

　　弘扬国学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刘波言论文章的重点观照领域。在《尚礼》一文中，刘波写有这样一些文字：孔子尚礼，他认为“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言行、维系社会秩序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倡的“礼”，也许会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不能不讲究“礼”。对青少年，须有“礼教”；对整个社会，需要“礼治”；社会成员之间，尤其应该“礼”。今天我们各类教育机构除去传授知识和技能之外，大体不承担对人格、品德、心意的教化和塑造，甚至出现因为追求考分和升学率而对差生侮辱、贬低的恶行。诚然有学生不自尊、不能勉力上进的因素，但这些当事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原也不知“礼”为何物。在国家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稍微放慢一些脚步，真正用一些智慧和时间对全体国民提倡“礼”的重要，从而在社会每一个成员中兴起一个“尚礼”的风气，则去理想或不远矣。——字里行间，无不渗透出刘波对轻慢传统美德教育的鞭笞和重构尚德文化胜境的向往。

　　再看刘波的《孝亦有道》。刘波对“孝”字的解读，由浅入深，浅显易懂：从最初级的层面来讲，父母最希望子弟的，就是成才。通过修身，小则齐家，大则治国甚至平天下，不辜负父母养育之恩，如此，方是大孝。而一个人能常怀父母恩，知道自己倘使父母快慰，莫过于带给他们光荣；倘使父母伤心，莫过于带给他们耻辱，则必然事事力争上游。而这样的一个上下求索之心，又必然会促发一个人在日常琐屑事物上用心留意，何敢做出辱没祖上、陷父母于不堪境地之事？至于为什么要“孝”，刘波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从“孝”的本原说起：“孝之始”仅仅要求你不要毁伤身体发肤，岂不太过容易乎？然而我们有多少人，动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自我结束？对自己的身体不敬，也是对父母的不敬不孝。——瞧，刘波就这样将“要我孝”巧妙地转换成了“我要孝”。接着，刘波顺水推舟：公共场合不修边幅、不自尊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毁伤”。一个人衣着整洁、形容整饬、善养浩气都应该是对父母所赐自己身体的一种敬意。能做到这最基本的一点，一个人想堕落也难。至此，刘波的结论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事，乃是中国人的一种最自然的宗教，它既有基本的要素，又有因时代不同而不断丰富的内涵，它直接指向一个人安身立世的根本，同时也是维系一个集体、社会乃至国家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把“孝”比作是“中国人的自然宗教”，简直如同奇峰突起，读者不仰视都不行！

　　只是读了《十里钟声》前面三四篇，我就悟出了为什么高品位的《中华儿女》要为刘波开设专栏的道理。画家、诗人、书法大师刘波之后，又有论者刘波出现，既因为刘波的睿智，也因为《中华儿女》的慧眼。

敖宏：中国铝业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